作者：杨伟宏 崔苗      来源：光明日报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延安时期，面对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秉持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创实绩，以实效赢民心，最终领导广大人民把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秉持正确政绩观的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可以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历史启示。

一

“政绩为谁而树”是政绩观的本源问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立场作为政绩的价值取向，把为民造福视为最大政绩，将群众拥护作为政绩评判标准。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1939年，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首次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4年9月，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著名演讲，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1945年，党的七大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党章。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将站稳人民立场作为政绩观的根本价值取向，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坚信“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实现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统一。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延安时期，党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局部执政的根本目的，始终心系民生、情系百姓，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成功走出通往革命胜利的“延安道路”。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针对群众食盐、布匹及日用物资购置不便问题，专门选址修建新市场，解决群众实际困难。1940年，中央机关、附近部队和当地群众在枣园修筑一条长6公里的“幸福渠”，使一大片旱地变为水浇田。1944年，毛泽东听说有村庄妇女无法生育，指示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请中央医院化验水质。张汉武顾虑“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愿干”，毛泽东指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民的疾苦绝非小事”。后来经过化验，查明并解决水源有害物质问题，该地又传出婴儿啼哭声。领导干部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赢得民心。1946年，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群众将“人民救星”金字大匾献给毛泽东。一位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王老汉称赞道：“这里的老百姓真是住在福窖里了！”（《从湖南的饥民想起》，《解放日报》1946年7月31日）

群众拥护是政绩评判标准。“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的。我们口称不如上秤称”（《陈云文选》第一卷，第279页）。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制作《边区干部考绩书》，形成以实绩为依据、以群众拥护为标准的干部考核导向。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最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重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适时调整政策，从“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等土地制度，极大地激发群众发展生产、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积极性，凝聚起革命胜利的磅礴伟力。1947年，在扭转陕北战局的沙家店战役中，粮食极度匮乏，佳县人民把仅有的口粮拿出来，提前收割未成熟的高粱、玉米，甚至不惜把家里的羊、驴送出，倾其所有支援革命。毛泽东深情地说：“有这样好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解放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二

“树什么样的政绩”是政绩观的导向问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战争环境和复杂根据地建设中，统筹兼顾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创造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成绩。

统筹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兼顾远大理想与现实任务，坚持“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擘画了“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宏伟蓝图。《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为边区宪法性文件，将新民主主义理论具体化、政策化。经济建设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领导干部按照“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9~1020页）的要求，贯彻“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方针，以发展农业为主，综合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统筹谋划长远布局、着力破解当务之急。在面对边区通货膨胀、金融不稳的严峻挑战时，陈云临危受命、勇挑重担，于1944年至1945年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实现金融稳定、财政平衡和生产发展，既保障了战时供给，又为战后各项建设奠定基础。

统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地方党组织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9页），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认清其本质是“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只顾到局部不顾到全体，也就是不顾大局”（《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抗战初期党内曾存在宗派主义倾向，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全党树立规矩，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四个服从”。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立一元化领导体制，解决各自为政问题。1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中规定“每一军区，每一分区，必须承认一个比较优秀一点的同志为领导核心”，解决群龙无首问题。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指出“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中共七大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团结与统一。

统筹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件千百万人长期集体创作的事业，任何个人也不能包办”，坚持“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42页、第130页）。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选出18名政府委员，共产党员占7名，超过规定的三分之一，徐特立主动请求退出。1942年10月，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和军委警卫营合并成立中央警备团，张思德由班长调整为战士，他不计个人得失，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平凡岗位上无私奉献。与此相反，部分领导干部只想做政治工作，不想做技术、经济、事务工作，“以为在技术工作中埋没了他”。对此，刘少奇批评“这种人的脑筋，浸透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必须自觉卸下个人主义“包袱”，以此增强集体力量。实践证明，“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陈云文选》第1卷，第297页）。

三

“靠什么树政绩”是政绩观的路径问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干担当，依靠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创造辉煌业绩。

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通过整风运动，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年底，林伯渠率领二十多人赴甘泉、鄜县进行调查研究，运用“解剖麻雀”的典型调研方法研判问题，不断改进政府工作。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率农村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写出《出发归来记》。1943年，习仲勋带一个调查组到郝家桥蹲点调查，在普遍调查基础之上，选取生活状况和生产条件不同的上、中、下各两个农户开展调查，从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1页），创造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政绩。

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寇残酷“扫荡”、国民党封锁、边区自然灾害严重以及脱离生产人员剧增等，“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开源节流并举，依靠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开源”要求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党政军民齐动员，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奏响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凯歌，培育了延安精神，为革命胜利奠定物质基础。诚如毛泽东所说“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节流”要求厉行节约、精简机构。陕甘宁边区通过三次精兵简政，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面对革命形势日益好转和根据地建设成效显著的有利局面，毛泽东保持高度政治清醒，告诫全党“我们必须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他在《学习和时局》中，列举党的历史上四次因骄傲导致失败的教训，强调印发《甲申三百年祭》目的是“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把骄傲比作包袱，指出“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然而，有些党员干部仍然滋生骄傲之气。1944年，晋察冀边区推选出席陕甘宁边区英模大会代表时，“爆炸英雄”李勇因成名后居功自傲而落选。毛泽东致电程子华：“嗣后凡当选的劳动英雄，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党员干部深受教育警醒，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清醒认识到个人取得功劳“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陈云文选》第一卷，第293页），自觉做到“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坚决杜绝“自吹自擂，称王称霸”，秉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作风，以实干出实绩。　　延安时期的历史启示我们，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党员干部应该从延安时期的实践中汲取历史营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